我們都可以情緒失控 「悲劇」與「我」的距離

一、悲劇的標籤與心理防衛機制

屯門市廣場發生的開槍事件震動全城，一名有精神病紀錄、背景複雜的男子，在超市持刀後遭警員擊斃。新聞畫面與網絡評論鋪天蓋地，焦點迅速落在「精神病」「毒品」「暴力」等關鍵字上。大眾的反應混雜著恐懼、憤怒與麻木，也有人急於劃清界線：「他是瘋子，與我無關」。

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，這是典型的心理防衛機制。當面對突如其來、不可控的暴力時，人會感到強烈的不安與焦慮，於是將對方妖魔化成異類，重建虛假的安全感，彷彿證明「他與我不一樣」。

然而，這種二元對立思維，讓我們錯失集體修復的空間。問題核心不是「他為何會變成病態」，而是「我與這場悲劇的距離究竟有多遠」。我們都渴望被愛、被看見、被尊重，內心也都藏著未被承接的傷口。差別不是一紙診斷書，而是我們承受的壓力是否已超過臨界點？身邊仍有人願意拉住我一把嗎？

二、失控的臨界點：誰都可能會崩潰

情緒失控，從來不是精神病人的專利。每一個被視為「正常」的人，在特定環境與長期壓力疊加下，都可能走到心理崩潰的邊緣。若一個人過度將自我價值寄託於愛情，當關係突然遭遇背叛時，那種毀滅性的失落與羞恥感，足以令理智瞬間瓦解。同樣，若一個人把全部身份建立在工作之上，一旦失業或被全盤否定，身份被抽空後的巨大震盪，也可能令人崩塌。

在家庭層面，長期的壓抑、衝突、伴侶出軌與信任破裂，都可能累積成無法消化的憤怒與自責。再加上酒精、吸毒、長期失眠，都會影響大腦神經傳導物質的平衡，削弱前額葉的調節功能。失控，往往是身心系統早已嚴重「過載」。

三、換位思考：光譜上的流動角色

精神健康，並非非黑即白的對立，而是一條持續流動的光譜。我們每個人都站在光譜上的不同位置，並會隨著生命處境而移動。我們都可以是悲劇中的不同角色。

我也許是那個行兇者，在忽視、冷暴力或羞辱中長大，從未學會愛和被愛；我可能是他的家人，背負著內疚、羞恥與無力，夾在愛與罪之間；我也可能是旁觀者，用指責與標籤來安撫自己的不安。精神健康是我們每個人需要關注的集體課題。

四、高壓土壤的警號

數據顯示，香港心理衛生會指出有暴力行為的精神病友少於總病患人數的5%，且通常是因為缺乏適當治療。絕大多數的精神病友其實是內向、被動且善良的。死者叔叔形容死者「佢本來好乖，但係啲神經問題」。

然而，現實是殘酷的，醫管局新症輪候時間極長，部分聯網輪候需要兩年。這反映了社會對精神健康的支援嚴重不足。

當一個人感到集體沮喪、無奈與迷失，卻找不到出路與協助時，悲劇發生的風險便會增加。如果我們選擇隔岸觀火，告訴自己「這只是個別事件」，悲劇只會不斷重演。社會心理學的「旁觀者效應」，提醒我們關於「集體冷漠的共謀」，悲劇往往不是出於惡意，而是源於集體冷漠、逃避社會責任。

五、重建連結：從冷淡轉向承擔

面對悲劇，我們並非無能為力。真正的改變，始於願意承認「我也是其中一份子」。覺察自身的脆弱，不再逞強，懂得在需要時求助；在日常生活中，多一份聆聽和同理，少一份說教和批判。輔導學提醒我們，行為背後往往藏著未被聽見的需要。

我們值得把精神健康視為每個人的共同責任，支持制度性的改善，讓求助不再漫長而孤單。學習陪伴，而非急於修理。善惡往往存在於日常微小的選擇之中。畢竟，我們都可能情緒失控，也可以觸發身邊人情緒失控。

當我們看見自己與悲劇的距離，願意放下標籤，選擇承載彼此的脆弱，方能一起共建溫柔而堅韌的社會，接住每一個正在下墜的靈魂。

 

周華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