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uthor: wahshan

如果有一天，我在外地遇險，只能傳回一段求救影片，卻沒有人相信那是真實畫面，反而懷疑只是幾秒鐘AI生成的深度偽造，我如何證明這個「我」是真的？ 又或者，警方收到一段我正在行劫的閉路電視片段，畫面清晰、聲音逼真，我因此被拘捕。後來證實那只是人工智能（AI）合成影片，我終獲釋，但早已身敗名裂。這些代價由誰承擔？ 當「真實」可以被複製，鑑定機構只能依賴AI判斷，而裁決真偽的系統本身也可能被偽造。我們還能相信什麼？ 真偽失序的年代 人工智能生成內容，已難與真人區分。被稱為「AI 教父」的Geoffrey Hinton教授表示：「AI比人類更聰明。如果不控制好，AI可能對人類造成嚴重威脅。」 人工智能自我優化的速度，遠遠超出人類監管與立法的能力。漏洞剛被修補，新模型已能更隱蔽地繞過限制。Tesla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Elon Musk曾警告，若AI能力持續飆升而安全機制滯後，人類可能被邊緣化，甚至失去主導權。 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指出，人類容易因語氣熟悉而產生信任偏誤。當語氣與情緒都能被模仿，信任自然鬆動。 我們或將活在一個必須不斷證明「我是真人」的年代。身份不再理所當然，真偽也不再清晰。 AI社群的「龍蝦浪潮」 2026年2月16日至21日，新德里舉行全球 AI Impact Summit。印度總理Narendra Modi呼籲建立透明、安全為本的治理框架。Mistral AI行政總裁Arthur Mensch則指出，與其沉迷AI滅世論，不如正視資訊壟斷與操控風險。

 【內含劇情，建議觀後閱讀】由黃子華與鄭秀文主演的賀歲片《夜王》，將夜總會的興衰，提升到時代轉型的高度，映照出集體焦慮與掙扎。 繁華退場的心理寫照 2012年前後，「中國城」等夜總會相繼結業，只剩老牌夜場勉力支撐。繁華退場，讓人直面經濟轉型失序帶來的無力感。 黃子華飾演的歡哥，是東日夜總會的經理，堅守契爺留下的基業，也守護着對人的尊重。 夜總會在片中，不僅是娛樂場域，更是昔日繁華香港的心理象徵。舊模式退場，新秩序未穩，「未到最後，都唔好收檔」那份倔強，是對自我價值的確認，也是抵抗時代淘汰的吶喊。 人情與KPI的博弈 鄭秀文飾演的V姐，業績為本：「邊個業績好，邊個留低」。V姐是企業理性的化身，信奉數據與績效。歡哥則是舊式江湖的守門人，重情重義。 兩種價值觀的拉鋸，構成全片最核心的張力。這不是對錯之爭，而是兩套生存邏輯的正面交鋒。面對財團吞併，單靠溫情難以自保，執着效率卻顯冷硬；溫情與效率缺一不可，兩人在動盪中探索新秩序。 歡哥顛覆傳統「大佬」形象，沒有強勢的威嚇，卻充滿溫潤的承擔，在危機中選擇以團結來守護。 離異後的情感連結 歡哥與V姐這對前夫妻，是電影最具張力的關係。衝突背後，是深層的情感錯位與渴求；即使離異，仍然互相守望。歡哥翻臉之際，仍替前妻撥開地上的碎玻璃，那個細微動作，比任何言語都更誠實。 V姐被奸商欺騙，背負巨額債務，為求自保，只能強勢對抗。歡哥選擇忍辱負重，以人際溫情網絡穩住局面。他倆再度合作，既是情感修補，也是舊價值與新制度的磨合，最終卻能絕處逢生。 剛柔並濟的性別光譜 夜總會原本是男性主導的場域，但電影讓V姐站上決策位置。她負責談判、籌資與承壓。V姐的果斷剛毅與歡哥的溫柔體貼，共同構成一道剛柔並濟的性別光譜，打破傳統敘事的性別定型。 電影同時打破對性工作的單一標籤，讓性工作者與顧客，從「歡場」回到「人性」，都呈現為有情感傷痕、有生命厚度的人。沒有美化，也無醜化，而是彰顯其複雜與差異。這種去標籤化的呈現，讓觀眾看見每種職業背後，盡是有血有肉的靈魂，同時也為眾多被誤解的群體，保留一份尊嚴。 富豪姚先生象徵資本力量，展現出金錢的話語權。他對前女伴的深情懷念，也打破了對「男性花心」、「歡場沒真愛」的刻板印象。 每個人都渴望被看見 夜場真正販賣的，未必是「情慾消費」，而是人們渴望被理解與被尊重的「情緒價值」。 戲中真正的惡人，不是單一反派，而是唯利是圖的資本霸權。即使奸商的偏執惡行，也源於原生家庭的創傷，渴望被父親認同，於是在權力中尋找補償。 電影洋溢著傳統價值觀的「溫情」與「孝道」。它深刻提醒我們：在效率主導的功利現實裡，我們仍需要情感的根基，包括對家人的守望、對承諾的尊重、對團隊的維護。這些看似保守的價值，恰恰是動盪時代最穩固的支點。

農曆新年一向講求「到場」。昔日拜年重視親身登門、雙手奉茶、躬身祝賀；一句「恭喜發財」，連同行禮寒暄、共享糖果茶點，整個過程都是對關係的確認與鞏固。   社交媒體普及後，祝賀由「身體在場」變成「訊息在場」。按鍵群發祝福圖、短片拜年、群組貼圖，取代親身探訪；讓原本無法相見的人，有了新的聯繫方式。儀式被壓縮成數碼訊息，情感與時間成本下降。 我們節省了時間，但是否真正把這些時間，用心留給彼此？ 當祝福變得輕易，「用心」反而成為最稀有的價值。 家庭透過手機團圓 從「實體拜年」到「數碼問候」，團年飯桌上，多了一部手機。視像通話讓遠方親友「入席」，科技延伸家庭邊界，重塑節日儀式，連結分散各地的家人。 拜年愈來愈多貼圖與短片，祝福被包裝成「網絡貼文」，成為流量的一部分。當按讚與曝光成為衡量標準，我們是否該反思：團聚與感恩，仍是節日的核心嗎？ AI速成賀詞夠溫度嗎？ AI普及，寫賀詞變得輕而易舉。只要輸入內容重點，幾秒便有一段工整文字，對不擅辭令的人，確是喜訊。 然而，當祝福語源自「算力」而非「心力」，那份情感還算真誠嗎？ 或者，我們可以善用AI： 為長輩錄一段新年祝福語或短片故事，作珍貴紀念。 為外地的親友設計電子賀卡，並親自錄下摯誠祝福。 每次AI生成賀詞後，都加一句專屬的獨特回憶或感謝：「多謝你去年陪我捱過最難的日子」或「欣賞你幫忙照顧我的小狗」。那份具體的真實，才是祝福的重量。 電子利是的時代衝擊 電子利是方便快捷，突破地域限制，對年輕一代尤其自然。它讓遠在外地的家人即時參與新年。 然而，實體紅封包的意義，不只在金額，還在紅紙觸感與雙手遞交一刻的儀式感。紅色是幸福象徵、雙手遞交是承諾。當利是化為螢幕上的一串數字，只剩通知音「叮」的一聲，紅封包的重量與笑聲，便悄悄消失。 與其抗拒，不如行動：發出電子利是後，打一通電話；下次見面時，補上一個擁抱。關鍵不在拒絕科技，而在守住祝福與感恩的心。 至於以舊照或聲音「重現」親人，更牽涉倫理尊重。當事人是否同意自己的樣貌與聲音被使用？當科技能夠「重現」一個人，那究竟是撫慰，還是侵擾？ 讓AI幫你而非取代你

年夜飯桌上，你微笑着接過紅包，嘴裡說着謝謝，心中卻悄悄緊繃，我將被問什麼：感情、薪水、工作、未來規劃？如果你在過年時，感覺焦慮，請先相信：你不孤單。  新年可否不快樂？ 農曆新年象徵團圓與希望，讓人覺得「應該開開心心」，不能愁眉苦臉、流露悲傷。紅包、賀詞與寒暄，讓大家容易比較，甚至變為年度檢視：誰結婚、誰買樓、誰離職？ 傳統文化重視家庭責任與社會角色，現代社會強調個人選擇與自我實現。當「符合家人期待」與「成為自己」產生拉扯，節日的團圓和祝福，反而成為壓力來源。 允許自己不舒服，承認脆弱，是善待自己的開始。 成績單式的拜年 拜年時的問答，常像年度發表會。「結婚了嗎？加人工嗎？升職了嗎？」人生被濃縮成幾個可比較的指標，彷彿達標，才配得上祝福。新年象徵「去舊迎新」，容易引發回顧與比較，檢視自己是成功還是落後。 這份焦慮來自他人目光，也來自內在要求，而社群媒體進一步放大這種比較。人們看到的是被剪輯的幸福片段，卻誤以為那是完整人生。 長期以單一標準衡量成功，難免失衡。面對親友追問，其實可以溫和回應：「我有自己的節奏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 單一定義的侷限 過年的餐桌上，性別角色特別鮮明。女性被預設婚育，男性被期待展現事業成就。對LGBTQ+而言，看似關心的提問，更可能是對其真實身分的否定。 當「家庭」、「性別」、「幸福」只容納一種想像，多元生命經驗便在團圓氣氛中承受壓力。久而久之，甚至懷疑自己是否不夠好，難以呈現真實的自己。 維持體面的沉重 對不少基層市民而言，年節意味着額外開支。年夜飯、年貨、紅包、禮盒，都背負着「不能失禮」的無形壓力。當收入有限，卻必須維持體面，那份沉重往往無聲卻真實。 對獨居或移居外地的人而言，節日更感孤單；對曾在家庭中受傷的人來說，團聚可能觸動舊傷。減少參與、避免拜年，並非冷漠，而是疲憊。 當壓力、悲傷與無奈在節日裏交織，我們需要承認內在的真實需要。 允許不快樂的勇氣 或許，我們值得學習擁抱差異、多元、無常。情緒健康不只有快樂。迷惘、焦慮、疲累，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允許自己不快樂，是真正的自愛；建立健康界線，不是疏離，而是讓關係更健康而長久。 給自己的過年練習

每年2月14日，城市彷彿進入高度一致的情緒狀態。花束、燭光、合照、公開示愛的行為，在社交媒體上不斷上演。這種高度儀式化的慶祝，不只是私人選擇，更是社會建構的展現。 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提出「戲劇理論」，指出我們在公共場合，如同站在舞台上自我呈現。社交媒體正是一個大舞台。情人節成為一場集體展現，「戀愛」成為可被觀看的表演。愛情被徹底公開化、視覺化、量化：有沒有禮物？有沒有高級餐廳？有沒有公開發文？——彷彿只要「沒有被看見」，就等於「愛情不存在」。 然而，真正的親密關係，需要舞台來證明嗎？還是我們早已習慣，把愛的價值交給觀眾？ 浪漫戀愛腦 現代社會深受「浪漫戀愛」論述影響：認為每個人都有命中注定的靈魂伴侶；真愛唯一、排他、永恆；只要找對人，就會永遠幸福。 這種敘事透過電影與商業文化不斷強化。 心理學家Elaine Hatfield區分「激情之愛」與「伴侶之愛」，指出激情強烈卻短暫，長期關係需要承諾與陪伴。然而，流行文化卻將激情童話化，彷彿愛必須永遠炙熱。 當現實不如童話完美，我們容易焦慮、自責，甚至懷疑我是否失敗了。童話愈美麗，失落感愈深。 問題不是「我有沒有戀愛」，而是：我是否懂得愛自己？是否能承擔親密關係的責任？ 如果戀愛讓我們更加恐懼、自私、焦慮，那可能是一種操控，而不是愛。 破除焦慮感 為什麼情人節的孤單感特別強烈？ 當天的社交媒體，充滿甜蜜照片與精心準備的禮物。我們看到的，往往只是別人精心挑選的「高光片段」，而非生活的完整樣貌。這種比較機制，容易製造單身節日焦慮——彷彿幸福只降臨別人。 離婚者、喪偶者、LGBTQ+ 群體，更可能感到被忽略。當愛只被定義為異性戀的特定模式，其他親密關係便被隱性地邊緣化。 箇中涉及社會權力結構——誰有資格被視為「值得公開展示的愛」？誰被默默排除在外？ 愛的商品化 情人節也是資本主義的節日。

近兩年，「微短劇」迅速爆紅。2026年2月6日，中國廣電總局網絡視聽管理司司長王小亮表示，2025年有3.3萬部微短劇上線播出，國內用戶近7億人，微短劇市場規模破千億元，較2024年翻倍。 此浪潮迅速蔓延至海外。產業報告顯示，美國微短劇市場高速增長。TikTok及其母公司字節跳動積極布局「一分鐘直式連續劇」，打造以秒計的節奏，高頻互動為核心的內容模式，形成可抗衡Netflix、YouTube的新型媒體生態。 爽感時代降臨 微短劇每集不超過兩分鐘。爆紅公式極其簡單：極短時間、極高頻率、極強反轉、極快結束；拋棄邏輯鋪陳，直接提煉出「霸總」、「復仇」、「逆襲」等爽文公式，高度戲劇化、誇張、情緒濃烈，誘使觀眾持續觀看。製作成本甚低，一旦成為爆款，廣告與分賬收益可觀。 微短劇是數位新世代的創作語言，有效降低創作門檻，提供新世代表達與創業機會，讓市民低成本看影片。同時，一切由「爽感」驅動：敘事高度碎片化，邏輯鋪陳極度壓縮，充斥情緒爆點。 我們對「慢」的容忍度已降至冰點，對深度陳述的接受能力，也逐步流失。 微短劇的興起，既是時代的症狀，也是集體的逃避。我們活在一個高壓且「時間貧困」的年代。長期資訊過載，令人欠耐性品嚐深度內容。 當疲憊成為時代常態，當深度閱讀成為昂貴奢侈品，微短劇便是低成本的情緒投射、集體麻痺的捷徑。 被設計的成癮機制 微短劇成功，不只是內容形式的創新，更是一套精準計算的注意力設計，是演算法的精準餵養，進行神經系統的精準打擊，強化多巴胺迴路，刺激大腦獎賞系統，誘發「再看一集」的衝動。業內強調「三秒一爆點」的「數位餵養」，是心理學對人類弱點的極限開發。持續激情、反轉、衝突、高潮，提供密集式情緒價值，牢牢鎖定觀眾注意力，讓觀眾從「主動選擇者」變成「被餵養者」。 大腦像是一塊肌肉，當我們習慣了被動餵養，主動思考的肌肉，便會逐漸萎縮。 當真實關係需要成本（時間、耐心、承諾），大家便尋求那種「即時回饋、無需負責」的虛擬慰藉，獲取即時刺激，無須深度連結。 當速度被奉為神明，深度已成為祭品。「快」成為常態，「慢」令人不安。 深度認知的萎縮 神經科學研究警告：長期處於強刺激、高頻切換的環境，可能弱化大腦前額葉皮質的功能，影響前瞻記憶（Prospective Memory），損害長期規劃與自我調控力。心理學中的「認知吝嗇者」（Cognitive Miser）理論指出，人類傾向以最低認知成本處理資訊。微短劇的高感官刺激，正好迎合這種傾向，削弱我們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，也難以承載情感的厚度。 家庭與公共空間，逐漸演變為「沉默的共處」，每個人都困在自己手機的數位繭房，人際共感的連結力，逐漸削弱。 一個持續由即時快感驅動的社會，將孕育怎樣的新生代？ 一個缺乏深度傾聽與理解的世界，能否承載情感的厚度？

2026年1月，由美國科技創業者Matt Schlicht創立的Moltbook，是一個專為AI代理人而設的「純AI社交網路」。在這個平台上，AI代理人可以自行發文、互動，而人類使用者只能在旁「圍觀」。Moltbook討論區有過百萬個AI代理人湧入，甚至討論如何擺脫和取代人類，教人不寒而慄。而且，網安公司Wiz發現，Moltbook曾出現嚴重漏洞，導致大量真人用戶資料外洩，包括約150萬個API認證Token、約3.5萬個電郵地址，以及代理之間的私人訊息內容。 Moltbook事件的可怕 值得警惕的是，這類平台讓AI「用你的身份」替你發言和選擇。問題是，當人類將權限交付給代理系統，一旦系統失守，被奪走的不只是數據，而是個人的意志、行為與選擇權。 這並非首次出現類似警號。 2018 年，Uber自動駕駛測試事故導致行人死亡；2018至2019年，波音737 MAX因自動化系統設計與監管失靈，引發兩起空難，造成346人喪生。 這些案例並非否定科技，而是尖銳地提醒：一旦讓自動化系統參與關鍵決策，人類便無法推卸其後果。 能否避免AI失控？ 面對這些潛在的失控風險，我們能否有效避免？Elon Musk多次警告，AI的真正威脅不在於其是否具有「邪惡意圖」，而在於其能力演進的速度，可能早已超越人類的理解與監管能力。 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創辦人Nick Bostrom提出的「控制問題」指出：即使系統完全服從指令，只要目標設定模糊或錯置，AI仍可能以看似合理的方法，將事情推向極端。 而AI 所學習的資料本身，早已充滿人類的偏見、恐懼、貪婪與暴力。若缺乏審慎校正，這些結構性缺陷將被放大、複製，甚至固化為難以逆轉的偏誤。但這也同時說明，AI的失控並非宿命，其發展方向高度取決於人類如何為它定義目標、價值與邊界。 責任被逐漸稀釋 在制度、資本與效率的合力推動下，AI正光速發展，但相應的問責與監察架構卻明顯滯後。當決策被交由模型計算，責任也在複雜的流程中被稀釋，一旦出現嚴重後果，往往找不到真正需要負責的人。 歷史反覆證明，許多重大災難並非源自單一惡意，而是制度長期失衡、監管失效所累積的結果。 一旦AI失控… AI本身不會憑空生成邪惡；它更像一面放大鏡，放大人類社會既有的偏見、恐懼與慾望。當我們持續向系統灌輸「效率至上」「必須成功」，卻忽略尊嚴、後果與人性，失控的風險便悄然累積。

2026年1月30日，美國司法部正式公布已故性犯罪者愛潑斯坦（Jeffrey Epstein）案件的大規模資料，內容涵蓋約三百萬頁文件以及兩千條影像紀錄，橫跨數十年。此舉在全球引發高度關注，資料所呈現的社交權力網絡，使人得以看見當名望、資源與制度失效交織時，可能長期累積成為系統性風險。 名單引發社會不安 必須強調，這批文件中所出現的名字，並不等同於犯罪指控，也不代表任何司法定罪。多數內容涉及通訊往來、行程安排、社交接觸或第三方提及，相關事實仍有待進一步釐清。然而，當多位具國際影響力的人物同時出現在這張權力網絡中，社會便會開始質疑：制度本身是否長期失靈？ 目前被頻繁提及的名字，橫跨政治、王室、金融、科技、媒體與身心靈領域，包括英國王室成員Prince Andrew、商界領袖Bill Gates、前美國總統Bill Clinton、以色列前總理 Ehud Barak，還有兩位香港的大學教授。多位相關人士已公開表示，其接觸並不涉及任何違法行為，且目前並未形成新的司法結論。這些說明值得被尊重，但仍未消解大眾的疑問。 這些名字引發關注，關鍵是其社會影響力，難免使人思考：權力在不同領域交錯，是否失去外部制衡？ 靈性光環的脆弱 長年推動心靈覺知的國際領袖Deepak Chopra，也出現在部分電郵往來紀錄中，引發社會對靈性權威與道德形象之間關係的討論。 必須再次強調，目前資料並未顯示違法行為，我們絕對不適合在缺乏法律證據下，作任何定論。然而，我們值得關心人性的脆弱。當一個人的光環過於巨大，健康界線和專業操守，會否容易變得模糊？追求心靈成長，本是回歸內在，但是當外在成就不斷累積時，外在誘惑源源不絕，內心可能鬆懈，悄然滋生靈性傲慢，這正是我們需要自省與警覺的。 清醒，是一種社會責任，尤其因為達官名人的影響力，無遠弗屆。 權力的社會心理學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，這並非單一個人的道德失誤，而是缺乏制衡的權力結構失誤。英國思想家Lord Acton提出的「權力容易腐化，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」，指出問題不在於人是否天生邪惡，而在於權力集中後，缺乏外部約束所引發的個人欲望膨脹。 Philip

《再見 UFO》   一個療癒內在小孩的香港故事 (內文含劇透，慎入)2026年1月18日，《再見 UFO》獲選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年度最佳電影。電影由一段純真的記憶展開——八十年代華富邨，三位小孩子目擊 UFO，不只是奇異現象，而是用童真的眼睛望向天空，充滿好奇和可能性。孩子長大後，各自被主流社會的軌道牽引。多年後重逢，不再是仰望星空的孩子，而是傷痕累累的成年人。電影最動人，是結尾三位主角一起高喊國際通用呼救語言「Mayday」。那是允許自己脆弱的集體求救，讓心靈需要被聽見，讓內在小孩被救贖。【一、UFO：象徵更美好的未來】UFO 憾動人心，因為無法被解釋、無法被控制。對孩子而言，那不是科學問題，而是一份純真，世界不只限於眼前所見，人生不必困於既定框架。孩子看見UFO，觸動生命的無盡可能性，深信世界有更美好的體驗：不需即時成功，不必符合標準。我們成長後，卻被現實所馴服，逐漸壓抑對生命的信任。UFO便象徵這份遺忘：曾經有個小孩，相信夢想、純真和愛。【二、香港人的三種創傷】何家謙(黃又南飾)、陳子健(徐天佑飾)、林可兒(蔡卓妍飾)，自幼一起成長，在同一座城市，被塑造成三種典型人格，努力追逐「成功人生」，過程中與「真我」漸行漸遠，映照出社會單一成功定義，讓個體付出沉重代價。何家謙自幼罹患血癌，在過度保護中長大，對「生命意義」感到迷失。九七回歸前夕祖父離世，象徵他所依賴的舊秩序瞬間崩塌。靈堂上那句「阿爺你仲會唔會繼續錫住我？」，既是對祖父的追問，也是對失去安全感的無奈求助。陳子健拼命賺錢、炒股、向上流動，內心卻空洞。父親臨終前揭露的背叛，摧毀他對親情與信任的想像。與淪落風塵的舊同學重逢，如同一面殘酷的鏡子，映照出他的失落、遺憾和抑壓。林可兒看似擁有完美人生，卻長期被訓練成乖巧、順從的人，內心無奈、鬱結。婚宴的悔婚非常熱血，是一場遲來的自我拯救，平生第一次為自己作出選擇，撕開「完美人生」的假象。她的處境，也許反映社會對女性長期施加的無形壓力，被要求順從，忽略壓抑的委屈。【三、被遺忘的內在小孩】三位主角的困境，皆源於長期忽略真實感受，將「自我」塞進社會標準劇本。直到人生失序，才被迫停下來，重拾久違的童真。Carl Jung心理學講述「內在小孩」意象，象徵生命最純粹的完整性與創造力。若這份初心被否定，便容易迷失自我。療癒，就是重新擁抱內在小孩。這種向內修復的愛，不只是個人的，更會向外擴散至身邊每個人。劇末，三位成年人先後擁抱內在小孩，極具象徵意義，尤如神聖宣告：「我值得被愛、被看見。」這不光是個人自我整合，也象徵集體擁抱最美的初心。【四、讓Mayday允許脆弱】個人的療癒，與城市的集體情緒悄然交織。電影多次提及「重啟」，修復純潔的創造力，守護生命的韌性。像三位主角重聚，喚醒了塵封的兒時UFO夢想，重新點燃內心世界團火，成為星夜的亮光。結尾三位主角一起呼喊「Mayday」，既是集體療癒，仿佛也邀請大家暫時停下來，溫柔地問自己：「我渴望什麼？我需要療癒什麼？」Carl Jung認為，連結內在小孩時，可能會觸及到集體潛意識的情感。《再見 UFO》尤如溫馨提示：當我們願意擁抱內在小孩，那份純真的愛，會開拓更美好的未來。因此，承認自身脆弱、發出求救訊號，並非軟弱，而是一種成熟的生命智慧和愛。這聲「Mayday」，既是對自我迷失的呼喚，也是重啟愛己愛人的溫柔。療癒不是回到過去，而是允許當下脆弱，承認那個曾經仰望天空的純潔內在，仍然渴望被看見和擁抱。 周華山博士 同時刊載:  自在秘笈｜《再見UFO》——療癒「內在小孩」的香港故事 | 香港01 https://www.hk01.com/article/60329260?utm_source=01articlecopy&utm_medium=referral

公共政策常以「我為你好」作為正當性起點，但當市民在擠迫的巴士上，一手抱嬰兒、一手拉安全帶時，這份好意很快便轉化為壓力與焦慮。社會心理學早已指出，當市民感受到的不是被保護，而是被指令，政策便容易引發「集體心理抗拒」。近期巴士安全帶爭議，條例生效五天即煞停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1月30日見傳媒，承認法律條文有不足，將刪除相關法律條文，完善後再提交立法會。 從理念到現場的斷層 「計劃行為理論」（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）指出，社會行為中最難改變的，往往是低風險、高頻率的日常行為。每日乘搭巴士對多數市民而言，是一種慣性行動；任何介入若打斷這種流暢性，便容易被理解為不便與壓力。行為科學亦指出，在疲勞、趕時間、擠迫或注意力分散時，人們對新規範的容忍度會下降。 即使市民知道佩戴安全帶有助安全，但若實際感到不便，相關行為便難以成為穩定習慣。 有市民分享，獨力照顧新生嬰兒，單手抱嬰兒，另一手拿日用品上巴士，上車首要是穩住與保護嬰兒，根本無暇再扣安全帶。另一名男乘客未能即時解開安全帶，被困車廂四十五分鐘，需消防協助。這類事件或者特殊，其象徵意義卻遠勝宣傳口號，足以放大市民對安全與逃生的疑慮。 規範未成幽默反而先行 難怪不安情緒在網絡上化為黑色幽默。有網民形容乘搭巴士如同「綁安全帶煮飯」，有人說「旁邊乘客不小心扣錯我的安全帶」，亦有人表示「大家互相扣錯，不知哪條才是自己的」。這些回應呼應Robert Cialdini的「社會規範理論」（Social Norms Theory）：當行為尚未形成清晰的「正常做法」，人們往往以幽默來消解焦慮；這並非輕蔑或否定安全，而是如實反映市民的集體不安。 若能先行試驗、設立寬限期，並提供設計與操作上的支援，才有機會讓新規範逐步成形。有前立法會議員指出，法例其實只適用於1月25日或之後首次登記的巴士，與公眾最初理解存在落差，有市民直言：「原來自己白白擔心了好幾天。」 誰在理解乘客的日常？ 決策者多以私家車代步，較少體驗繁忙時段巴士車廂的實況。曾有人目睹一名手持多袋物品的長者上車，剛綁好安全帶，袋子突然鬆手，十多個橙散落一地。巴士仍在行駛，她無法即時解開安全帶，眼睜睜看着橙在車廂內四處滾動，場面狼狽。 對草根、長者、行動不便，或攜帶大量物品的乘客而言，安全帶未必即時帶來安全感，反而可能增加操作風險與心理壓力。若制度未能充分理解這些情境，便難以貼近使用者的實際經驗。 阻力過高制度難以成習 不少市民建議設立寬限期，待設計改善後再執法，正正反映「行為摩擦」（Behavioral Friction）的核心概念：當被要求的行為阻力過高，人們往往選擇逃避、抗拒與抱怨。若政策無法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實際操作，「我為你好」的初衷，便可能弄巧反拙。